出版后，荣登20多个月度、季度、年度的好书榜单，包括第七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人文社科类十佳作品、第四届时尚文化大赏社科研究奖等。
《中国记事（1912—1928）》通过挖掘历史上来华西方人的记录，讲述这一时期来华的外交官、记者、作家、学者、旅行者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在众多真实故事中，《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经历令人印象很深。
他1917年来到中国，1941年离开。他在中国的这25年，见证了中国风云激荡的时代。
他采访过众多中国政治人物，长期对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和评论；游说美国总统、国会和政府，通过了《中国贸易法案》；写下《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正是鲍威尔所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他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真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他也因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犯罪行为，而被日本人关押，甚至在狱中失去了双脚。
今天，就让鲍威尔的故事带我们走进那段特殊的历史，在个体的故事中一窥时代的剧变，在中、美、日关系依然受到高度关注的今天，再次回望历史的真相，感受人间的冷暖。
下文节选自王笛作品《中国记事（1912—1928）》第6、29章，篇幅所限，有删减
1917年2月，当时孙中山还没有南下，还住在租界里的小洋房里，一个名叫鲍威尔（John B. Powell）的美国人到达了上海，也住进了上海的租界。
他之所以前往上海，是因为托马斯·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威廉（Walter Williams）博士拍了一份电报，表示他想在上海办报，需要聘请一名密大的毕业生前来协助。威廉于是把这次工作机会给了鲍威尔，那时他正在新闻学院做讲师。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抵达上海后，竟在此度过了25年的办报生涯。
托马斯·密勒是第一批到华的专业记者之一，所以有“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China）之称。1900年，密勒作为《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报道义和团运动，谴责八国联军，萌生了对中国的同情。密勒于1911年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是第一份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英文刊物。
那时的鲍威尔关于中国的知识非常有限。教授们在密大课堂上几乎不会提及中国，只有在历史课上才会稍稍涉及一点儿中国的情形。不过庆幸的是，在密大新闻学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董显光便是其中之一，后来董成了中国的著名记者。
鲍威尔1917年2月首次来到上海。那时，黄浦江的两旁布满了仓库和货栈，仓库的通道十分狭窄。这天正逢下雨，地下有很多泥。他拒绝了黄包车夫的好意，坚持步行前往礼查饭店（Astor House Hotel）。他曾在日本横滨坐过黄包车，对亚洲的生活小习惯并不熟悉，不喜欢坐在人力拉的车上。
他下榻的礼查饭店在上海是相当有名气的，它是由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上海许多名流都去这家饭店，在晚餐席上或休息室进进出出。在这里，鲍威尔和老板密勒见了面。密勒与袁世凯、唐绍仪、伍廷芳等政治精英相当熟悉。密勒创办的《大陆报》，是英国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劲敌，英国人不喜欢《大陆报》这种竞争者的存在。《大陆报》中不仅有中国人的投资，并且还有一些中美合作及中国民族企业融资。在上海，对正在日益增多的美国侨民来说，拥有一份美国报纸是相当有必要的。后来一个英国人买走了《大陆报》的大半股权，出了很高的价钱。密勒先生想要再次办报，创办一份周报，即《密勒氏评论报》。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垄断了广州、上海、马尼拉的贸易，操纵着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各通商口岸的水运。旗昌洋行最初的栈房位于上海滩沿岸地区，建筑像城堡一样牢固。公司的业绩非常好，当时新生的美国刚刚与英国切断了政治经济联系。此公司对美国做出了相当大的经济贡献。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1830年起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参加过对华的贸易。
1862年，旗昌洋行的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建造上海外滩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开通上海—汉口航道，几乎垄断了长江航运。1852年，金能亨不顾英国领事的愤懑与抗议，公然在英租界上竖起了一面美国星条旗，宣布在这个区域内，美国与英国享有同等的权利。
“为了避免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冲突，中国人决定把苏州河以北的一大块土地划为美国租界”。这块土地所属的区域就是虹口，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英租界以北。在面积上，虹口与英租界相当。在华的美国人特别高兴，将此情形告知美国政府。“但是令上海的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否决了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一贯施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外交政策，而这些美国人的做法无疑违背了这种政策。”
无奈之下，上海的美国人只好去劝说地方当局，要求把虹口地区和英租界合并在一起，这样，所谓的“公共（国际）租界”就形成了。“公共租界”不但包括当时被合并的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域、苏州河以南的英国租界，还包括后来被列入势力范围的杨树浦。
鲍威尔在礼查饭店租了一间小套房，浴室较小。当时租小套房的多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领事馆工作，有的受雇于美国在沪的公司。
有一天晚上，鲍威尔回家进门，发现一位日本少女，她穿着和服，睡在他床上。他手足无措，赶快把茶房叫来，责问茶房为何许可她在他房间里过夜。那个女孩用洋泾浜英语问他：“您是鲍比先生吗，是鲍比先生邀我来这里的。”他告诉她自己不是鲍比先生，于是茶房将她带下楼。后来这件事传到朋友那里，他们就常常拿他开玩笑，叫他“鲍比先生”。
鲍威尔的妻子和小女儿以及他妹妹玛格丽特也来到上海，他妹妹也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那时，大量的美国人到上海，拥有现代设施的公寓或住宅都让美国人抢空了。为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修筑了一个美式的住宅区。鲍威尔一家也搬到了这里。
那时的上海，拥有一座电力厂和一家电话公司，电力厂规模小，由上海市政府投资经营，电话公司归私人所有。电话公司的电话机设备既陈旧又笨重，是瑞士生产的。打电话的时候，摇电话机上的曲柄，先连上接线生，才能打通电话，程序非常琐碎麻烦，这给人类带来许多不便。
有一次，一位正在气头上的美国商人，因通话过程中线路扰，信号时有时无，最终忍无可忍，一把拉下挂在墙上的电话机，从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并要求电话公司给他准备一台新电话机。当电话公司的英国经理拒绝了他的请求后，那位美国商人竟然到美国领事馆，说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下，签约国享有一律平等的权利，而英国经理的这一做法剥夺了他的这一项权利。就这样，事情差点闹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多亏了他的朋友的劝解，加之电话公司满足了美国商人的要求，僵局才被打破。
那时，上海的电话机非常笨重，鲍威尔的电话机与邻居的挂在同一堵墙上另一面。有一次，鲍威尔的妻子正在打电话，只听轰隆一声，电话机连同一块泥壁从墙上掉落下来，此时，隔壁的太太也在打电话。于是，借着这个墙洞，他妻子与邻居开始聊天。
在鲍威尔家，雇佣了五个人，一个厨师，一个打杂，一个工人，两个女仆。一次一位打杂人的家乡发生动乱，他的几十个亲戚逃到上海，落脚在鲍威尔家的汽车间，直到事态平稳之后才离开。鲍威尔发现中国人的应变能力很强，也可以是反过来的。一次由于租界突然发生骚动，许多中国人将他们的亲属安顿到了乡村里。
根据鲍威尔的回忆，自《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以来，其实老板密勒先生在报社上班时间不长，1917年当鲍威尔到达上海以后，密勒便返回纽约，结果就一去不复返。直到1922年，密勒答应在北京政府担任顾问，于是将报社的股权完全抛售给了鲍威尔。这样一来，鲍威尔不但是报社的主笔，还当起了报社的老板。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杂志的投资人撤资，让鲍威尔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因为鲍威尔从中国公司争取到了固定广告合同，杂志最终得以幸存。他考虑到《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Millard抯 Review of the Far East过于局限，从字面上看来突出个人，他曾经尝试着换用几个不同的名字。最初使用的是《远东评论周报》（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最终决定选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从1923年6月开始正式使用这个英文的新名字。
鲍威尔又考虑给报社换个像样的中文称呼，但是费尽周折，最后还是决定保持不变。鲍威尔回忆说，美国俗语说“名字就是一切”，这在中国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在中国，一个名字获得名声后，是轻易不会变换的，甚至字体都不可以变换，更不用说是名字本身了。所以鲍威尔得出结论，“名字的轻微变化或被盗用都会使顾客望而却步，为此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外国公司尽心竭力地维护公司的名字。与外国名字相比，中国名字尤其如此。不管是只知晓母语的中国人，还是懂外语的中国人，在看东西时，他们往往习惯先看中文。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变更报社期刊的名字，还是延续期刊起初发行时的中文名字——《密勒氏评论报》。”这就是这本杂志英文名字换了若干次，但是中文名从始至终保持不变的原因。
在他办刊之初，又面临一件头疼的事：印刷厂中的中国员工都不认识英文，那排字怎么能行呢？于是，他找到印刷厂的经理，谈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经理却笑了笑，说道：“如果这些中国人认识英文，他们会把你们写好的文稿改得乱七八糟。”但是后来，还是出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次，报纸的“人事动态”栏中出现了要啤酒的内容，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记者让身边的职员送字条给酒吧，问啤酒为什么还没有送到，结果阴差阳错地将这张字条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还有一件更为离谱的事：一次，红灯区的女人们送了一些没有署名的请帖给单身男人，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茶会。结果请帖出现在了“社会新闻”栏中。这期报纸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鲍威尔做过一个调查，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数量在8000到10000人之间，其中商人和传教士占了很大的比重。除英、美两国人外，还有很多其他几个国家的人，很多人认识英文，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份报纸来传达美国的消息。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读者中占很大比重，他们大多来自学校。这些人很关心大战下的世界局势，并想通过美国报纸知道美国人对大战的态度。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文，将《密勒氏评论报》当教科书来研读。由于该报用的是美式英语，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询问英文意思的来信。上海成立了很多研读英文的组织，由此官员和学员们纷纷订购《密勒氏评论报》，其销量自然大增。
《密勒氏评论报》一再提请美国政府注意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动向。一战时期，《密勒氏评论报》在谈论未来的日美关系时，便指出了日本的危险性，甚至“对美国一战将不可避免”，是很有前瞻性的看法。因此，鲍威尔很早就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眼中钉”。也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鲍威尔被日本人抓入狱中，几乎丢失了性命。
鲍威尔1917年来到中国，1941年离开。在中国的25年，是中国风云激荡的时代。他采访过许多中国政治人物，长期对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和评论；游说美国总统、国会和政府，通过了《中国贸易法案》；是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共运发展、西安事变、日本侵华等历史的经历者，对这些大事件都亲自做过报道。正如我在本书中引用的《密勒氏评论报》上的大量文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真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真相也包括中国共产革命的兴起。1928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1936年他便是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后来写下了《西行漫记》，让外界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和红军。
鲍威尔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能够有这样的眼光，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延安，充分展示了他对新闻的敏锐和求实的态度。他刊登埃德加·斯诺延安之行所作的《访问记》，以及首次公开发表的身世和照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他在《密勒氏评论报》成立之初，就一直对日本抱着很深的警惕，不断地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阴谋和行为。“七七事变”以后，更是持续严厉谴责日军的罪行。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军队随即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密勒氏评论报》被查封，鲍威尔被关进集中营。他在监狱里和一个英国人相遇，被囚禁在同一个牢房里，发现两人曾经在“蓝钢皮”事件中被山东土匪劫持，共过患难。两人都非常感慨：“与日本侵略者相比，我们更喜欢中国土匪！”
在监狱里，鲍威尔遭受了长时间的审讯。他过去发表的谴责和揭露日本阴谋的文章，都被日本宪兵用作反日或者收集情报的证据。他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最后生命危在旦夕。
1942年8月，日本人担心鲍威尔死在狱中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以日美之间交换战俘的方式释放了他。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已经骨瘦如柴，所以当时见到他的人称他为“甘地”。他双脚得了坏疽病，而且很严重。在回美国的漫长的跨太平洋的旅途中，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事迹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读者文摘》做了转载，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当他到达美国的时候，人们把他当作英雄欢迎他回家，已经有600多封信等着他去阅读。
他的事迹也感动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1942年出狱以后，蒋介石拨款给他10000美元作为他的医疗费用，中国新闻学会也为他募集了11000美元。当船经过里约热内卢的时候，中国驻巴西大使谭少华专门去看望他，还为他带去了蒋介石、外交部长宋子文、驻美大使胡适，以及纽约等地的其他中国外交官员和使领馆人员的问候。
他还受到在美华人的尊崇，纽约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对鲍威尔说，无论何时，餐馆都欢迎他来用餐，而且决不收他一分钱。老板告诉鲍威尔，得知他被日本人关押时的经历，感到触目惊心，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牺牲，他非常想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鲍威尔的感激之情。老板还说，无论鲍威尔走入哪一家中餐馆，只要那里的老板知道他的身份，就决不会收他的钱。
在接受治疗的漫长过程中，鲍威尔一定要经常接受输血，他回想到在上海医院接受输血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在整个中国也找不到一个血库，认为中国迫切地需要建立血库系统。在他的努力下，纽约长老会医院（Presbyterian Hospital）决定赠送一套完整的血库设备到中国，这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血库。
鲍威尔身体的治疗和恢复是漫长和痛苦的。但是，在治疗的同时，他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回忆录，记述了他在中国25年的经历，即《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回忆录让后人得以更真实、详细地了解那段岁月，也给我写本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在日本监狱里受到的折磨，永远地损害了他的身体。1947年2月28日，鲍威尔在华盛顿去世，年仅60岁。3月1日的《》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使用了这样的标题《鲍威尔，新闻人去世；日本人残酷折磨的幸存者》（J. B. Powell， Newspaper Man， Dies; Survivor of Japanese Brutalities），其他的还有小字的标题介绍：“在中国许多年，不断严厉警告美国保持在太平洋的强势，他在日本的集中营失去了双脚。”这个副标题显然是在批评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对日本的威胁予以足够的重视，最后终于酿成了代价惨重的太平洋战争。这篇讣告里面还透露了他回国后活动的一些更多的细节。他坐在轮椅上，参加各种集会。最让世界瞩目的是，他拄着拐杖，远赴日本，出现在东京大审判法庭上，为审判东条英机在内的日本26个甲级战犯做证。
现在，除了新闻史的研究者有时还会提到他，他几乎被中国人遗忘了，能够说是已经完全不为人们所知。历史的遗忘，让我十分唏嘘，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他为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树立了一个标杆，就为了真相，为了真理，不畏，勇于直言，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所畏惧。他用自己的奋斗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友谊，什么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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